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徐景贤凭借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显赫职位，一度成为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人物。然而，随着“四人帮”的溃败以及文革的落幕，徐景贤的命运急转直下，最终被捕入狱，承受了他应有的惩罚。

在这十年间，历经波折的岁月里，徐景贤经历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曲折变迁。出狱后，他又如何去适应和应对那全新的生活。在他离世之际，他的旧日好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撰写了一篇题为《你走了，轻盈似白云》的文章，深情地追溯了徐景贤那后半生充满曲折与坎坷的历程。全文如下。

徐景贤

（一）

在这户外，人们三三两两地陆续步入，将原本不足二十平米的狭小告别厅挤得如同蚁穴般密集，一片黑压压的景象。哀乐声低沉而缓慢，在空气中缓缓弥漫。我随着人流缓缓前行，每一步都留下坚实的足迹，向那被玻璃器皿环绕的你——我的“同年大哥”——缓缓靠近。

在这方土地上，您度过了七十四载春秋，轻挥一袖，便悄无声息地远去。您的离世，未掀起媒体的喧嚣声浪，亦未点缀华丽的灵堂。它宛如一片随风漂泊的白云，不留痕迹地消散。您一生节俭，从未有意为子女留下遗产，甚至未留下片言只语，您的遗体更是慷慨捐出，回馈于社会。

仿佛就在昨日，当我对你捐献遗体的决定提出质疑之际，你微微上扬嘴角，带着微笑，语气中透露出坚定的力量，你回应道：萧木君，若我先行离世，你凝望我远去的身影，将不仅承载你个人的回忆。那景象，亦将作为国家、医学研究机构的观测对象。这其中所蕴含的深意，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在这刻，我凝视着你所提到的“标本”，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上眼眶。我深知，这是你心甘情愿做出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设有数项栏目，捐献者需在“是”与“否”的选项间作出勾选。您已决定放弃保留遗体任何部分，亦无意保存骨灰。在遗体捐献的隐私保护方面，您的立场同样是否定的。询问结束：“您是否希望保留部分遗发以作纪念？”您经过片刻的考虑，最终选择了肯定的答案：“是”。

步入五十，我的双鬓染上了霜雪般的银白，而你依旧拥有一头如夜的黑发，这不禁让我心生几分羡慕。你那轻松的笑语，或许正是遗传基因的神奇之处吧？我的父亲直至七十岁，鬓角才逐渐露出了白霜。实际上，头发颜色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年龄的精确标志。

我深有所感。当那最后一笔缓缓勾勒完成之际，你心中定然涌现出对那位始终深情缅怀的父亲——那位杰出的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无限追忆；与此同时，你的思绪也不禁飘向了你的两个女儿，以及那两个稚气未脱的外孙。你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将那份记忆永远珍藏，铭记有一位黑发如墨、不细观几乎难以辨认其年岁的父亲和外公。

然而，老徐，回想起您在我心中的初印象，您似乎比现在更显年轻，那头黑发也愈发显得油光可鉴。当年，您那发型颇受欢迎——“一边倒”，发梢从额头轻轻倾斜而下，几乎拂过眉梢，黑亮且光泽照人。

（二）

那温馨的春末夏初，我与老友徐景贤的首次重逢，理应追溯至1961年的那段美好时光。

“您好，请问是萧木先生吗？对于让您久候，我深感歉意。”

我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来此的目的，他即刻表示同意。在电梯口那狭小的空间内，连一杯白开水也未备好，但我们却因对文学的共同热爱，展开了一场犹如春日暖阳般的深入交流。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和且文雅的谈吐，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更令人称道的是，第二天午间，他不仅准时完成了评论稿，更是亲自将稿件送至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离去时挥手告别的身影，至今依旧清晰如绘，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二十多岁。徐老，在众多与我相识的上海年轻作家中，堪称饱学之士中的翘楚。他不仅对政治之理了如指掌，更怀抱着澎湃的革命激情。然而，这份热情如同深藏不露的瑰宝，并非那种张扬外露、础咄逼人的气魄。唯有在长时间的交往中，方能领略其真谛。

或许，正因我们对行事风格与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之追求，以及对低调内敛、不事吹嘘的共性所秉持，我们之间孕育了一种特殊的默契。他如同兄长般无微不至地关照着我，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数十年来未曾有丝毫减退，始终如一。

约在1962年夏秋之际，我的短篇小说《探索》发表于《上海文学》杂志。起初，这部作品受到了广泛的赞誉，然而不久后，我得知在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部分人士对作者意图有所质疑，认为其意欲为“大跃进”运动蒙上一层阴影，并表示将公之于众一篇针对会议纪要的批判性论文。在那段时光，我内心深处确实对大跃进满怀赞誉，将其视为一场光辉的“探索”。然而，未曾料到这样的行为竟被误读为“抹黑”，一时间，我既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以至于，面对作协的通知，我甚至不敢再参加任何形式的会议。

过了一两个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中，一篇对《探索》的深入评论同样引起了我的关注。尽管文中亦指出了些许不足，但整体上，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对《探索》给予了热情洋溢且积极的评价与肯定，这让我深受触动。该评论的作者，是徐景贤先生。

随着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在党内逐渐蔓延，我深感追赶上时代步伐的紧迫，因而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那些以往未曾激发我兴趣的马列主义理论，有时甚至不加甄别地涉猎其中。与此同时，我得知老徐已经加入了石西民主理主持的写作班，该班位于华山路的丁香花园，他正处于闭关修炼的状态，专心致志地撰写“反修”文章。在这段期间，我们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但我始终如一地仔细阅读《内刊》（亦称《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一篇文稿，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作品，因为我深知这些文章多半出自老徐之手，或至少经过了他的审阅。

时光荏苒，见证了《五·一六通知》的问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急剧爆发。起初，老徐投身于市委文革小组，随后又担当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的幕后文稿撰写者。在随后的日子里，以老徐为旗手的写作队伍，于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集会上，慷慨激昂地高呼出了“革命光辉照耀京城，造反行动更显主席衷情”的豪迈口号。众多文人墨客亦纷纷投身于这场造反的潮流中，共同组成了一个集体。他们怀揣着满腔激情，却自持低调，不敢自称为司令部，于是将这个集体命名为“市委机关联络站”，宛如“犹抱琵琶半遮面”。

在这段时光里，我怀揣着满腔的热情与无畏的胆识，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文革的激流之中，立志要经历一场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之变。然而，随着编辑部正副主任相继遭受批判，我这位编委却意外地被推到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的位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权者往往容易遭受非议，处境艰难，这使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党刊内部矛盾激化的焦点。

着手创作一部描绘被誉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的巨著，我蜷缩于墙角堆积的枯叶之中，全神贯注地勾勒小说的架构，沉浸在创作之海，忘却了周遭的饥饿与严寒。

然而，仅勉力维持了短短两天，我便深感这不是长久之计。夜色渐浓，天空愈发阴沉，仿佛即将迎来一场降雪。恰逢在公园门口偶遇了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党刊造反派首脑，我便恳请他代为转达，期望他能向老徐求助，传达了我希望到他那里寻求庇护的迫切愿望。

随着夜幕降临，耳畔回荡着回声，我缓缓推开武康路2号联络站那扇泛着绿光的斑驳大门，踏入了一片嘈杂与争论声中的大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到了突然转身、抽身而出的老徐，他快步向我走来。他的身影仿佛在《十年一梦》中重现，他摘下哥萨克皮帽，解开中式棉袄，热气蒸腾，激情洋溢：“萧木啊，你为何迟来一步才加入反抗？我一直在此等候！但革命不拘时序，勇敢站出来，反抗便是胜利！”

“你只需安心留在此处，我定会保障你的周全，让你无需担忧食宿，书籍更是琳琅满目！”话音落下，老徐立刻在我脑海中重现了那位记忆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样。

随着漫天飘洒的雪花预示着1966年岁末的到来，上海城内充斥着喧嚣与混乱的氛围。老徐步履匆匆，穿梭于街巷之间，不知疲倦地奔波劳碌。而我，却独自蛰居于小屋之中，悠然自得地翻阅着书籍与报纸，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数年之后的某日，传来了一个消息——当年党刊中某一派别的人物曾试图亲自造访于我。幸赖老徐的大力援助，我方得以幸免于一场可能降临的灾祸，避开了被捉拿的命运。然而，在当时，我对此事竟然毫无察觉。（）。对于自己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深感内心的愧疚与忧虑。与此同时，目睹老徐引领革命风潮的英勇举动，我内心不禁涌动着深深的敬佩与喜悦。然而，每当回想起这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其迅速转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我心中不禁泛起一股难以置信的涟漪。

怀疑成真了。

最初，老徐是在接到张春桥、姚文元——两位早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同志——的连续电话指令后，才毅然投身于造反的洪流。由此，他不断遭受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无端嘲讽，背负上了“奉命造反”的恶名。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宣言，是在几位才子对其初稿进行多次激烈的“炮轰”和反复打磨后，才最终定稿，其“造反精神”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我并非意图为已故的老徐寻找任何借口，我的目的在于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脉络。在那个时代，“造反精神”若显得不够强烈，实则被视为一种羞耻。他周围的秀才们对他的严厉批评，实则源于一片赤诚，用当时的说法，便是“助力战友”。

（三）

“只需聚焦于搜集那些散布于街头巷尾的传单和小报，这或许将为你的小说创作带来出人意料的灵感与助力。”

喜悦之情满溢心间，我遂决定将铺盖一并搬至此处。白日里，我充分利用每一刻时光搜集资料，而夜晚则投身于整理与登记的工作。短短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与小报便堆积如山。随着市革会和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再次力荐我加入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身所追求的事业，如今有如此丰厚的书籍可供研读，尽管工作繁重，连轴转不停，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然而，对于老徐来说，尽管他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依旧能够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台上他挥舞着手臂，台上台下万人响应，但在我眼中，他似乎并未真正体会到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刻起，我的职业生涯与居所均定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宇的第三层。大院住宅区的绿意盎然草坪周围，停泊着数辆漆黑的轿车，那是马天水、徐景贤等市委及市革会高层领导专用的陈旧座驾。透过窗户，我目睹他们频繁穿梭于车门之间，但对他们繁忙的公务生活并未生起好奇之心。偶尔，我会听到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徐景贤权力博弈的传闻，然而，这些并未引起我的重视，亦未曾深入追究。我所关注的焦点，是徐景贤在我心中的形象日渐模糊，他的外貌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变得体型发福，常穿着一件膨胀的蓝布棉大衣，显得更加笨拙与拖沓，背部也略微凸出。我能够揣测他承受着何种压力。

某日，他偶然踏入我们的办公室。我怀着关切之情，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与近期工作，他却仅以八字作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此言一出，我不禁联想到他早年赠我的一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书中有一篇名为《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的文章，生动地再现了船民在湖面冰层中央被困的情景——冰层承受不住单人的重量，岸上的人们为了向被困的船民输送食物，只能手持竹竿，匍匐前行，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体验，与老徐此刻的心情出奇地契合。我的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

“久不练笔，笔力生疏。”徐老感慨地说：“胡适先生曾言，人生犹如一盘棋局，身为一名过河的卒子，唯有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我亦抱此心态，自踏上这征程以来，恐怕一旦回首，便再无回头的路。”

在这声叹息里，虽隐约回荡着几分自豪的余音，然而无奈与哀愁的主旋律显然更加深沉厚重。

数日后，他主动踏足我的居所。面对我的《初春》，他细致入微地提出了诸多修订建议，并不断激励我倾尽全力，使这部描绘文革的宏大作品得以圆满，同时承诺自己将作为首位热心的读者支持我。然而，谈及创立文学杂志的计划时，他却缄口不言，始终回避正面回答。在我连续追问下，他显得略显尴尬，不由自主地苦笑出声。萧木啊，你政治观念中的那份纯真，令人不禁感慨万千。但须知，世间诸多事务虽可行，却不宜轻易明言。

起初，我绝料不到老徐已然是一位声名鹊起的官员。他言辞独到，一句官场常谈便洞悉其内涵。他看似沉默，实则对言辞做出了最深层次的解读——这显然是在暗示众人先行一步，后续再行汇报。后来，我将这番经历向朱永嘉提起，老朱听罢便立刻领会了其意。在他的周密筹划与精心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同心协力，自1973年伊始，接连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期刊。

回溯往日，大约是在1970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午后，蕴芳大姐派遣她的女儿来到我家，特意召唤我。她提到父亲有重要事务需要商讨，并且在叮嘱中特别提醒了一句：“中午不要去食堂用餐。”从小养成的素食习惯，使我偏爱素食，这一习惯也渐渐根深蒂固，在参加宴会时常常给主办方带来不少麻烦。于是，我立刻赶到食堂，购买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吃，心中想着：“既然已经进食”，这便成了我推辞午宴的理由。然而，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这场宴席。宴席上虽然只有平凡的调味品，但蕴芳大姐却能把菜肴烹制得色香味俱佳，桌上还摆放着三只色彩斑斓的大闸蟹。更令人意外的是，老徐介绍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熟悉，因为我曾多次在远处瞥见过他；陌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交谈。他就是王洪文。

徐老，这位素以严谨态度对待字句打磨的先生，向王洪文介绍道：“这位便是萧木同志，他出身于工人阶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昔日曾在铁路工人岗位上任职。”

我深刻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层面。首先，他特意强调我过往的工人身份，显然意在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以便他能对我产生更深层次的接纳。由此推断，我可能即将肩负起一项与王洪文相关、尚不明确的任务。再者，传闻中偶有分歧的市委与市革会领导，似乎因某些原因，萌生了团结的愿望，而老徐则主动伸出和解的橄榄枝。

尾段带给了我无尽的慰藉，然而与前两节的叙述相比，却引发了我深深的疑惑，使得我的心灵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氛围中。

细细品味每一口米饭，待其甘甜在口腔中缓缓扩散，再缓缓吞咽，这样的进食方式更有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王洪文对此表示认同，这位平时总是匆匆忙忙吃饭的人对此感到十分好奇。然而，蕴芳大姐却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别再自夸了！你整天吃饭不规律，一会儿吃冷食，一会儿吃热食，胃病都找上门来了，还谈什么细嚼慢咽？”王洪文惊讶地看向老徐，问道：“你也有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是的，有些胃病，但还算在可控范围内。”

餐后，徐老引领我及王洪文步入一间隐蔽的密室，紧闭门窗，详尽地描述了不久前在庐山举办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争执。那场风波被誉为“震慑庐山、令地球为之暂停”的重大事件。此事对我产生了深刻的触动，也使我洞悉了王、徐二人携手合作的真正缘由。显而易见，在那次会议中，林彪暗中策划的首要目标直指张春桥，这一行动无疑给王、徐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周围“强敌环伺”的严峻局势，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个人的恩怨，紧密团结，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

稍后，老徐出示了文件，对我概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核心思想，并提到了闭幕式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倡议。接着，他透露，自己和王洪文已就此事达成一致，决定在每天的午休时间投入两小时研读马列主义，他们的决心坚定，毫不动摇。然而，他也表达了对某些内容理解上的疑虑，因此诚恳地请求我担任他们的指导老师。我深知老徐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他人辅助。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但我敏锐地察觉到，他此举意在与王洪文共同进步，因此精心安排了这一计划。尽管如此，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仅在于激励自己勤奋阅读。

自那以来，我们的学习征程变得更加坚定与长久。最初，仅有徐、王二位同仁积极参与，随后，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仁也陆续加入其中。他们孜孜不倦地研读的，是毛主席亲自批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思想巨匠的经典之作，共计三十余部。

当初，我和老徐都未曾想到，仅仅因为我兼职担任辅导教师，竟在三年后接到了前往京城工作的调令。起初，我被委以重任，参与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随着十大会议的闭幕，王洪文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宣称，毛主席赋予他的首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在了他身边。日复一日，他“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两小时的辅导时间，后来陈永贵同志和吴桂贤同志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一同继续研读那三十本经典著作。

在彼时，我恪守指示精神，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三位同志起草了一系列基础性文件，并协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他们委派的各项文字工作。此外，我还于《人民日报》中担任了相应的职位。

我常常感到苦闷，但这并非因为我察觉到王、张、江、姚等人怀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是因为我自身陷入了“一仆多主”的困境，这使得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同样，老徐似乎并未达成所愿，尤其是1974年春季那起《朝霞》事件，那一段过往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长达数年的悔恨。在此，我无意深入剖析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其实质。（注：若您希望对这一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敬请查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栏目中陈冀德先生所撰写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朝霞〉事件纪实》一文。）简洁而深刻：在浩瀚的文革浪潮中，它仅是一抹微不足道的涟漪。然而，这抹细腻的涟漪却连绵不绝，从基层到中央，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中所经历的无奈与逆境。

少数工人造反派成员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家所撰写的短篇小说中某些段落进行了过度解读，夸大了其内涵。起初，他们针对若干基层单位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批判，紧接着便向市委提交了报告，强烈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该报告送达康办，王秀珍与马天水已签字同意，只待徐景贤给出进一步的指示。

鲜有人能洞察老徐内心所经历的剧烈思想交锋，但最终，他还是在正确的选项上勾勒出一道坚定不移的圆满。

我的切身体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老徐对友情的珍视之情。尤其是1968年秋季，当专题写作组即将解散之际，他更是细致周到地为每位成员精心规划了妥善的安置，这一行为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就在那不经意的瞬间，他勾勒出了“O”的轮廓，却在几位文友之间，种下了友谊中难以愈合的裂痕。遵循此路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必然是自1959年起便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的密友、《朝霞》杂志的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同样与他相识且深受他热情关照的两位青年作家。

陈冀德与他的两位年轻同仁，实则深陷重重困境，四面受敌。他们纷纷致信于我，倾诉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艰难。

本案亦牵连到王洪文，显而易见，他坚定地站在王秀珍一边。

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在那段长达三年的漫长时光里，在北京钓鱼台，王洪文不仅给予了我优厚的待遇，而且始终以深厚的敬意对待我。直至生命的终点，即便身处秦城监狱的病榻之中，他仍不厌其烦地向前来探望的妻子叮嘱，请求她代为转达对他的问候。他内心充满期盼，希望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不懈地笔耕。然而，尽管如此——面对《朝霞》事件的发酵，我深感愤怒与自责。我深刻认识到，《朝霞》的编辑疏漏，其责任应首先由我来承担。毕竟，那些作品是在我的监督下得以出版的。如果需要追究责任，请直接指向我。不应将责任转嫁给那些无畏的革命青年。他先是一怔，随即微笑着解释道：“原来是一场误会，恰似洪水猛兽倾覆了龙宫。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我已下令即刻停止批改。”

这场风波自始至终仅持续了短短一个月，便在张春桥的积极介入与有效斡旋下，迅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老徐痛苦不已。

外界或许以为这不过是追求一顶官帽的简单之举。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老徐来说，他所感知与经历的，远非这些表面现象所能概括。他只能默默承受，独自抚慰那道自己都无法完全解释其成因的伤痕。

同年五月，我因公事再次踏足上海。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我特意拜访了老徐。一见面，他立刻热情地紧握我的手，言语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萧木，我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对此我深感愧疚，我的歉意如同深根固柢，不仅指向老朱、陈冀德，也同样深藏于我对你的心中。我向他们透露了与老朱、陈冀德会面的情况，他们对你均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并且毫无责备之意。

他不禁感慨万分：“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心中的愧疚便越加深沉。”岁月如梭，当徐、朱、陈及我等数人在经历了人世的风雨、尝遍了人间的冷暖之后重逢，共剪烛光下的窗影，轻谈巴山的夜雨，偶尔也会提及那件《朝霞》往事，彼此相视一笑，依旧能感受到那清风明月的宁静。然而，就在那一天，我离开了老徐家，漫步在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上，心头却异常沉重。对于老徐，我与他感同身受于他的无奈，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惋惜。我常怀此念，对于像老徐这样的才子作家来说，选择退隐官场无疑是明智之举。一旦身陷此类体制，尤其是官场，往往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

此刻，我并未察觉，即便我自认为平凡无奇，却在不经意间上演了一出悲剧。

（四）

临近文革尾声，我的那部未完成的巨著《春江潮》不幸被诬为“篡党夺权”的“毒草”，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场惨烈的革命批判。我自己，也经历了从炮兵到步兵的隔离室，甚至被流放到秦城监狱的磨难，五年半的光阴如梭般流逝。此后，我在上海进行了八个月的劳动改造。然而，时局突变，我在1982年11月被捕，依法接受审判，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被送往提篮桥监狱服刑与改造。

在监房的前方，是一条被称为“小阳台”的狭窄通道，其宽敞的尺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往昔，英国设计师巧妙地为了满足通风的需求，别出心裁地嵌入了一排排铁丝网，使得上下楼层之间能够通过网孔互相窥视。在一次“小放风”的机会里，我步出监房，不经意间向下俯瞰，竟意外地瞥见一名犯人半蹲着身子，正忙碌地用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并非直接置于桌上，而是放置在一个装满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他用勺子舀起饭粒时，饭碗也随之轻轻地晃动，不停地摇曳。这一幕突然让我心中灵光一闪。

那熟悉的哥萨克帽，一眼便锁定了老徐的身影！我轻声咳嗽，果然，一张既惊又喜的面容立刻抬起。多年未见的重逢，此刻却似隔了层薄雾。就在这刹那，那层雾瞬间消散，他那份纯真而温暖的情感，令我终身难忘。他脸上洋溢着夸张的笑意，嘴型轻轻蠕动。我立刻领悟了他的心声：他在关切地询问“你还好吗？”我坚定地点头，模仿着他的动作，嘴型轻轻蠕动。他点头回应，轻敲面盆，向我传递出轻松、纯真，带着一丝俏皮的微笑。我明白，他是在宽慰我，不让我为他胃痛担忧，但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春节的脚步刚刚远去，大队部深思熟虑后，鉴于那些对美术充满热忱的年轻犯人或许能够运用所学技艺自立更生，便决定指派我与两位经验丰富的中学美术教师——徐老师便是其中一位——共同策划并创办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则是由各中队经过严格筛选，脱颖而出的优秀代表。鉴于授课之余还需进行个别辅导，我获得了在楼层与监房之间自由穿行的特殊许可。这一安排也为我与徐老师提供了多次交流与相聚的良机。

初识之际，他正全神贯注于拆解纱线的忙碌之中。在提篮桥监狱那个年代，所有囚犯均需承担拆纱的劳役，且每日都有定额规定。然而，老徐却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得以免除这项劳作。我好奇地询问他为何仍需进行拆纱，他微笑以答，称自己大部分时光沉醉于阅读的乐趣，拆纱对他而言，不过是偶尔用来放松心情的小插曲，且并无固定的任务要求。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说病情并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吃饭时不得不分多轮，以免胃部不适和压迫感。在酷暑中，这倒也并无大碍，但一到秋凉，就只能如你所见，采取土法分次进食。那些负责送热水的囚犯对我格外照顾，每次都会额外多给我一勺或两勺热水，让我能热饭而食，这样吃饭感觉确实好了不少。随后，他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指出我看起来有些精神不佳。我告诉他，相较于秦城，这里确实好很多，只是夜晚的睡眠依旧不佳。他提到，中队里的几位学员私下里喜欢叫我“小老头”，说我总是显得有些忧郁。萧木啊，你该学会释然，彻底放下！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这不就是生活的真谛吗？

的确，印象中。往昔曾是领队的徐老，在提篮桥，现下的生活相较于往日，确实显得轻松了许多。岁月在人的躯体上悄无声息地刻下了痕迹，而他依旧保持着那份清瘦与豁达的气质，不再流露出笨拙与沉重，也不再是那副疲惫至极、容颜枯槁的模样。

刑期即将画上句点，我与老徐再次相遇，此次的重逢，让我们的离别之情更加浓厚。他在牢狱中度过了近十八个春秋，剩余的时日尚有一半。他为我送上诚挚的祝福，但我的脸上却依旧挂着忧愁之色，眉宇间透露出深深的苦闷。回望过去，我们曾满怀激情地追寻共产主义的崇高愿景，却未料到现实之路充满挑战。如今，我所面临的挑战已不再是理想化的难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难题——如何确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如何使孩子获得教育，以及如何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些沉重的责任我该如何一一承担？

徐先生强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何不秉持着简朴的生活信条？勤俭持家，节约资源，这不仅是对我们革命精神的传承，更是全社会所推崇的崇高品质，备受尊敬与赞誉！

我说你错了！“光荣贫穷”曾是特定时代的道德信条。然而，随着“金钱至上”观念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贫穷在人们的观念中逐渐被贴上了耻辱的标签。

徐老犹豫后，仍将信将疑地开口。

重返自由，我却依旧被囚禁在劳改工厂的阴影之下。为了生计，我拼尽全力，将每一个闲暇时光都投入到辛勤的劳作之中，日夜不停地耕耘。尽管我笔底功底浅薄，那些以不同笔名撰写的关于古代历史的文稿与书籍，虽然变换了无数名字，却始终未能逃脱被封禁的命运，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依旧未能摆脱困顿。老徐在短暂的休整与调整之后，先是深入研读，随后陆续记录下自己的回忆，同样也遭遇了封禁与阻挠。然而，他的态度比我显得更加从容。我们相聚时，总是围绕共同的文学兴趣畅谈，他很少提起那些不愉快的过往。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宽广与超脱，那是在历经人世间的沧桑与荣辱更迭之后，他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有一次，我特意在提篮桥曾讨论过的议题上发起了新一轮的讨论。如今，社会上广泛推崇“精于营利，敢于消费”的生活态度，富豪与名流成为潮流的引领者，连小学生之间也纷纷以家长的财富为攀比的标的。面对这样的环境，你是否仍旧把“勤俭持家”看作一种值得推崇的传统美德呢？

徐老直言此事超出了预期，接着他轻描淡写地一笑，言道：“然而这又如何呢？回想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即便只有一碗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面对他人难以忍受的困苦，颜回却能保持内心的愉悦。我们为何不能效仿这位被尊称为‘复圣’的颜回呢？不管外界如何评价，我们只需追求个人的快乐，为自己带来喜悦！”

他的言谈中，我仿佛重逢了那位往昔风度优雅、气定神闲的老徐。岁月更迭，他身上增添了几分睿智与经验。

徐老偶尔亦流露出些许不够圆融之处，显得略显笨拙，这一点尤其在数次向我表达歉意时显现无遗，其中两次更是发生在众人瞩目的公共场合。因为在他眼中，我那长达十七年的监禁与半监禁生涯，始于我在联络站寻求庇护之时。他不仅接纳了我，更是慷慨地向我推荐加入写作小组，并亲自指导王洪涉猎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遭遇连续的打扰，我情绪略显急躁地质问：“你这是故意来打扰我的吗？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可能不得不关闭这些干扰了！”

事实上，在我心底最隐秘的角落，对老徐的感激之情始终未曾减弱，反而随着岁月的流转愈发深厚。最初，他出于一片好心接纳了我，并给予了我推荐。毕竟，谁能准确预知未来，谁又能完全脱离常人的命运？即便后来我的人生路上充满了挑战和困苦，但这些经历却深刻地丰富了我对人生智慧与历史洞察的领悟，远非简单的挫折所能囊括。事实上，生活本身便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或许，我余生的旅程，便是一场极为难得的探险之旅！长久以来，我未能尽情享受作为公民的创作与表达自由，这种持续的剥夺让我心灵备受煎熬。对我而言，写作是生命中最真挚的激情所在，若失去挥毫泼墨的自由，我的生活将失去何等的色彩与意义。

在1997年金色的秋日，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莅临我的工作室，与我商讨将我早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构想。我的思绪立刻飘向了老徐的名字。早在六十年代，他便是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撰写电视剧本对他而言，已是游刃有余。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讨，他欣然应允了我的请求。这一喜讯让我欣喜若狂，我随即与制片人签订了改编权的转让合同。小说中所描绘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独有的一个群体，他们被视作天生的“贱民”，遭受着自由民的公然羞辱。关于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代。从题材上讲，这涉及从明代到民国的一段漫长历史，似乎并无太多禁忌。然而，为了规避可能的不便，我与老徐依旧谨慎地使用了不为人知的笔名。

该连续剧于次年春末夏初在浙江横店盛大开机。截至目前，投资已达四百万之巨，拍摄进程亦进展得颇为顺利，已完成总量的近四分之三。突降禁拍令。原因在于，我在与两位制片人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规定，片头必须显眼地标明“根据莫莠小说改编”的字样。莫莠，那曾是我在少年时期使用的笔名，此后鲜有人提起。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相关部门竟然揭开了这个秘密，“莫莠”与“萧木”竟然是出自同一人笔下的名字！

巨额投资眼看着即将化为泡影，而对此浑然不觉的剧组，百余名演职人员仍在横店忍受酷暑，日夜兼程地辛勤工作。拍摄禁令一旦宣布，其后果难以预料。两位制片人于深夜火速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并肩作战，向颁布禁令的部门竭力争取，但最终仍是无功而返。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向我寻求帮助，恳切地请求我无论如何都要伸出援手，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唯一的“救赎”之道，便是我自愿放手署名权。我久久沉默，目光凝视着那两位汗如雨下、神情焦虑的青年，终是无奈地开口言道：“抱歉，实在是我在此打扰了你们！”

据悉，《苦藤》电视剧制作顺利完成，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因重新签署了放弃署名权的“自愿”合同，与该作品不再有直接关系。我不禁好奇，在我国电视剧史上，是否真的有第二起如此罕见的类似事件？

将此讯息转达于老徐，他初时亦显惊愕，随即便自我宽慰。他坦言，在他眼中，我们都被视为“堕民”，甚至不配被称作普通百姓。既如此，那便称之为“堕民”吧。终究，即便被称为“堕民”，也仍然是“民”的一分子！身为“民”，依旧能够悠然自得地度过此生！

“哈哈！”

最为难以忘怀的，乃是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度过的那份欢乐时光。

难道偷盗者竟是年迈之人？老徐气喘吁吁地言道，那根拐杖若是换成金属，或许能换得几个铜板买来烧饼。此言令人感慨良多。

如数家珍。

徐老眼中凝神，紧紧锁定那连绵起伏、无尽无休的波涛，轻声低吟：“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言：“非巫非云。”

老徐忽然转头说：1972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同往北京参加会议。在返程途中，我们途径南京，受到了许世友的热情接待，得以短暂逗留，饱览了长江的壮丽风光。我向他们提及了你于上世纪50年代所著的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深情而坚定地言道：“萧木，我仍旧期望你能够释放内心的束缚。你所创作的小说，其名‘长江之主’恰如其分！昔日你立誓欲成为长江的统治者，但岁月如梭，或许你已难以肩负此重任。那么，为何不试着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呢？”

当夜幕低垂，我在灯火渐稀的角落低声吟咏一段简短而有力的词句。心中所怀，不过是以此作为一份礼物，献给老徐，让这次游玩的种种片段，永镌心扉。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江河交汇，天工巧夺，波涛争相奔腾。遥望远方，李白笔下的白帝城巍峨耸立，苏轼赞美的赤壁风采依旧。六朝的繁华如风逝去，而辞赋的风采却千古流传。清秋之际，桂花香气弥漫四周，云朵在飞翔的鸳鸯间嬉戏玩耍。

岁月恍若梦境，宛如久别经年；眼前佳酿，早已满溢杯盏。任凭发丝随风飘逸，驾驭轻舟，向着落日余晖的方向驶向远方。举杯痛饮，将酒液泼洒江心，高声吟唱，古今评述，于汹涌波涛中扬帆起航。未曾提及，那苍茫暮色中乌鸦在乌台盘旋的景象，佳人泪水如雨倾泻，哀婉之声回荡不息。

未曾预料，当词句初露锋芒之际，那人却已踏上了漫长的旅途。公园中的悠闲漫步，终究演化为永恒的别离。

（五）

10月31日的傍晚，当七点钟的钟声准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据悉，他今日下午4点30分可能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整个过程竟然短暂至不超过半小时。

四日前的景象犹在眼前，我们携手漫步在湿地公园的如画风光中。但时间如梭，96小时的流转无声无息。面对这突然的转变，我的内心涌动着难以言喻的震撼。唉，如此变迁，我该如何相信，又如何能轻易地接受这一事实呢？

近日，心中深藏的痛楚触动了我，我不由自主地翻阅了《列子》中的一卷。书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尤为引人注目。文中提及，往昔，人们有将逝去的亲人敬称为“归人”的习俗——

谈论逝者归宿于幽冥，而活着的人仿佛在无尽的旅途中徘徊。若不知前路归宿，便如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人迷失，尚有人指摘；若全然迷失于世，则鲜有人察觉其迷失。至于那些背井离乡、远离亲人、舍弃家业、四处漂泊不愿归乡的人，又有几人？世人多半视他们为自由自在的浪子。

显然，生命的终结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正如人们最终会回到自己的故乡。若一个人作为“行者”长久流浪，忘记了回家的路，难道不是变成了无拘无束的浪子吗？老徐在短短30分钟内从“行者”变为“归人”，对他和家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份喜悦。我边读边这样想，以此来平复内心的波澜。

古训有言：“树倒方显根底。”而今，老徐亦陷入了此般境地。他不仅心悦诚服地接纳众人的审视，更彰显出非凡的胆识，乐意让医学专家们以无情的手术刀，遵循严谨的科学规程，对其施行解剖、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详尽的观察与检测。在生理层面，自然能辨识出遭受病菌侵袭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即便能够揭示盲从与失误，亦绝不可能寻觅到专横、贪婪、欺诈这类“心理因子”。与今日之官场相较，我为能拥有如此一位老友而倍感自豪！

其实在我看来，徐老不仅无私地将自己宝贵的“肉身”慷慨奉献给了国家，坚守马克思关于“人乃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至理名言，他留下无形“社会遗产”。若能避开将批判陷入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误区，转而采取严谨的科学历史视角，对历史现象的“社会遗体”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细致的切片研究，我深信，我们必能在世人面前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历史长卷。它不仅是历史宏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逐渐成为人们透视整个历史长卷的独特视角。